(东西问)林超民:为什么中华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立?
中新社昆明5月15日电 题:为什么中华大地形成大一统国家而欧洲大陆却多国林立?
——专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林超民
中新社记者 胡远航
区域面积相当的古代欧洲大陆和中华大地,一个发展为多个小国而治的格局,一个却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这一差异背后,有着怎样的深层次原因?中国“大一统”国家观和独特的“天下观”,能给未来世界带来怎样的想象?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栏就此独家专访了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、云南国学研究会会长、首位中国民族史博士、历史学民族学教授林超民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中新社记者: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,但形成“大一统”格局的并不多,中国就是其中一个。从历史脉络来看,中国这一格局是如何形成的?
林超民:在远古的中华大地上,除华夏外还生活着许多族类,先秦典籍将其统称为戎、狄、夷、蛮,即“四夷”。“华夏”和“四夷”,形成“五方共和”的格局,“诸夏”和“四夷”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祖先。
公元前221年,秦统一六国,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并推行“书同文、车同轨、量同衡、行同伦”。这一系列政策奠定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,助推全国经济一体化及共同的文化、伦理、精神的形成,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打下坚实基础。
以“秦始皇统一六国”为主题的民间艺术品。中新社记者廖文静 摄
至两汉时期,中国初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;魏晋南北朝时的民族大融合,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;隋唐时期,各民族交往、交流、交融进入新阶段;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,封建生产方式进一步向边疆地区扩展,形成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高潮;明清时期,在统一政权下,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、文化联系加强,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局面进一步巩固。
从时间上来看,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,政权分离是暂时的,政治统一是长久的。所谓“分裂”只是政权的对立,而中华的经济结构、社会体制、文化传承依旧是一个整体;中原和边疆、汉族与各少数民族、历史和现实仍是共同体。从发展趋势来看,分裂的时间越来越短、规模越来越小;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、越来越巩固。可以说,每次分裂都是走向更高层次统一的过渡。
中新社记者:对比古中国,古欧洲为何没有成为大一统国家?
林超民: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、一城一国的局面,类似于希腊城邦世界。但慢慢地,这些城邦在交融中逐渐形成地区性王国,后来又在秦朝发展成统一王朝。古代欧洲其实一直处于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状态。两个地方之所以呈现出统与分的不同,与各自的地理条件、经济结构、政治体制、文化传承有关。
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端,东面是烟波浩渺的太平洋,西面有高耸云端的帕米尔高原、阿尔泰山等高原屏障,西南方则是号称“世界屋脊”的青藏高原,北面是蒙古高原,再北就是冻土地带,形成一个半封闭地理单元,使得中华民族的先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空间。但同时,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,其内部自然环境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,形成农耕、游牧等不同的经济类型,使得数千年来大家必须相互依存、互相补充。长江、黄河、珠江、澜沧江等大河巨川,又把东南西北的族类连在一起。
这样的地理条件,使得生活于斯的人们对“合”有着高度的认可和诉求。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的混战后,秦统一了六国,并废除殷商以来的诸侯分封制,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,实现大一统。此后,秦汉时期,中国又形成统一的汉民族,并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有了统一的思想和伦理共识。这种地域上、民族上、文化上不断走向“合”的趋势,造就超级稳定的大一统国家结构,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以及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。
欧洲位于亚欧大陆西部,东部以乌拉尔山脉为界与亚洲相邻,北临北冰洋,西临大西洋,南部隔地中海与非洲相望,宛如亚欧大陆向西突出的一个大半岛。水平轮廓破碎,是欧洲自然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。其总面积的1/3以上属于半岛和岛屿,陆地与海犬牙交错,加之山脉、河流切割,导致整个欧洲大陆被分割成众多的地理单元。每个地理单元相对独立,缺乏联合统一的内在需求和实际行为,又都对其它单元没有压倒性优势,从而形成相对分散的经济结构和多国林立、互不相属的政治格局。
罗马帝国时期,是古代欧洲历史上最为接近统一的时期。通过战争扩张,罗马帝国突破了城邦制狭隘的政治框架,将众多城邦连结为一个统一的国家,初步奠定了欧洲区域的雏形。但遗憾的是,罗马帝国未能实现货币的统一、语言文字的统一和民族的交融,也未能构建统一的文化思想,最终还是走向分裂。这种“分”的状态长期延续,也使得人们难以形成统一共识,难以“聚合”,更没有“中和”。
意大利古罗马遗址。中新社发 严向群 摄
中新社记者:为什么相对于其它国家和地区,中国人“合”的意识这么强?
林超民: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在古代中国,即便是分裂期,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,都追求“天下统一”,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中华正统;其所建立的王朝制度,也均以继承秦汉制度为基础,并未改变整体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结构。
为什么会这样?因为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,形成互补又合一的生产生活方式,并孕育极具包容性和吸纳性的中华文明,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以“共同性”为基础的强大内聚力。即便是在分裂时期,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变,政治制度没有变,整体意识也没有变,文化一直在延续。这在国家观和民族观上就表现为“大一统”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整体意识。
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,古代中国将皇帝称呼为“天子”,将统一视为“天命”。相比“国”的概念,还有个更大的政治概念——“天下”。这个所谓的“天”,就是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神圣化表达。实际上,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同“天下一体”的世界观、价值观紧密相连。
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发掘出北魏皇帝祭天遗址。中新社记者刘文华 摄
中新社记者:中国人向“以四海为天下”,在全球化的当下,这种以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、呼唤共在秩序的想象能给世界秩序带来新可能吗?
林超民: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和“致中和”的社会观。这种文化,引导个人处理好内在与外在的和谐、自我与他人的和谐、个人与群体的和谐;引导天下族类之间的和谐,做到“天下为一,万里同风”,“四海之内,若一家”;引导人类处理好与自然的和谐,做到天人合一;具有普遍的善意。
舞蹈诗剧《天下大同》。中新社记者张云 摄
正是中华文化视个人与社会、天下、宇宙为一个时空上和谐共振连续不断的整体,在整体之中又做到“和而不同”以及更大的包容、欣赏、借鉴、吸纳,所以中华文明才能连绵不绝。
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,看起来危机四伏、冲突四起。但我认为,尽管世界上文化多元、政治多体,实际上相互间的联系和交融却正在加强,文明正在趋同。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、相互学习、相互包容正在取代相互冲突。构建“人类命运共同体”,正在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。无疑,以“天下”理念为代表的更具共同体意识和包容性的中华文明,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,并提供新的思路或可践行的途径。(完)
受访者简介:
林超民,云南大学教授,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。曾任云南大学副校长、巡视员、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、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、云南历史学会会长。现任云南省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,云南省国学研究会会长,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。研究领域:中国民族史、云南地方史。著作有:《林超民文集》(四卷)《中国民族史》《唐宋民族史》《中国地域文化通览·云南卷》《云南通史》第三卷等;译著有《南诏国与唐代西南边疆》等;主编《方国瑜文集》《云南大学史学丛书》《云南大学民族研究丛书》等;主编《民族学评论》《西南古籍研究》等研究集刊。